原發表於「與媒體對抗」，http://www.socialforce.tw/blog/blog_614__12645.html
這是我上學期的課堂小報告，執筆時只覺得萬分沉痛，台北城的興起與不斷壯大，換來的卻是數十年來不斷割裂作為整體的台灣感情。原文的腳註已拿掉，請見諒。也許會有不少人無感或反對文中的看法，但這卻是我心中最真實的感觸。
世界體系的遺緒：台北的興起
The Legacy of World System: The Rise of Taipei
150年前，津門之屏陷落，大清國與俄、英、法、美四國分別簽訂《天津條約》(1858)。這個遠在兩千公里之外的事件，如風捲殘雲般將台灣捲入世界體系的運行中，台北或整個淡新地區的興起，都可稱為世界體系的遺緒。
一、開港
淡水、打狗為正口，雞籠、安平為子口，1862-1864的三年間，開放台灣四港為通商口岸。自此，台灣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的變遷，都捲入世界體系的運作之中。當英國領事史溫侯(Robert Swinhoe) 進入淡水一帶時發現艋舺是當時的貿易中心所在地，便擴大解釋淡水港的範圍包括淡水各河口。亦即將整個淡水河流域的河口，如艋舺、大稻埕等均納入範圍。
台北城，就是以開港為契機，結合茶、樟腦業的發展，躍升成為台灣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的中心。
二、興起
茶、糖、樟腦是晚清(1860-1895)台灣出口的大宗，是開港之後台灣對外貿易範圍擴大的結果。就台北府（1875年設立，包括宜蘭縣、基隆廳、淡水縣與新竹縣）轄區，茶、樟腦產業是促成台灣南北軸線翻轉的重要原因，茶產業的出口額從1870年的18萬海關兩，躍升至1890年代的400萬海關兩，佔當時出口總值的60%左右；樟腦業的出口總值從1%到10%浮動。
茶葉全數由淡水出口，樟腦至少有70%從淡水出口，1870年代北部貿易額只有南部的一半，1880年左右北部的貿易額已經超越南部，1890年左右是南部的兩倍。這是台灣南北對外貿易地外的逆轉，也是南北相對經濟地位的轉變。
當台北城於1884年竣工、1887年劉銘傳設巡撫衙門於台北之際，台灣地方政府歲入50%以上來自關稅，因貿易而增加的稅收，使清末台灣有建省、修鐵路、設電報等經費。
三、建城
十九世紀的淡水河擁有航運之利，早期可上溯至大嵙崁，三角湧、新莊、艋舺、大稻埕等均為河口。艋舺、大稻埕與城內（由中華路一段、忠孝西路、中山南路與愛國西路包圍的區域）等台北三市街組成的台北舊市區，掌控淡水河流域的經濟運作。更在劉銘傳於1885年建省、1891正式將台北改為省城之後，確立台北成為台灣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的中心。
此外，台北城並非僅是台北三市街的範圍，劉銘傳從國防的觀點強化西北方的淡水河口、以及東北方的基隆港防衛設施，而構築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，除了防衛的目的外，也兼負繁榮台北的任務。
以鐵路連結台灣省北路：台北府（宜蘭縣、基隆廳、淡水縣、南雅廳、新竹縣），並以基隆港為主要港口，連結世界體系的經濟運作，台北進一步成為台灣對外的經濟與政治中心。
四、轉型
台北在19世紀末期逐漸成為台灣的政經中心，這是捲入世界體系與經濟發展的結果所致；然而，從行政地位的角度而言，台北要等到1920年台灣總督府修改地方制度，以艋舺、大稻埕與城內三市街為基礎，設立台北市之後，方正式確立政治經濟中心。
從日本統治的角度而言，台灣是扮演進出南洋的重要據點；那麼，台北就是這個據點的樞紐所在，因為台北市控制淡水與基隆兩個港口，有運輸便利性、商業興盛。另外，透過行政區劃將台北市與周圍市鎮統合，透過鐵、公路連結；對外，則將台北─基隆納入與日本的國際航路，更成為中國南方與南洋航路的重要港口。 換言之，距離日本本土遙遠的台灣，統治者必然要將台灣內部空間距離壓縮，台北市就成為統治與剝削的幅湊點。最終要將台灣的地理整合成完整的空間，甚至成為日本內地的延伸。
五、裂解
當國民黨軍隊渡海接收、統治台灣後，對台北州的空間劃分，採取與日本人截然不同的方式。最主要的特徵是強化台北作為首都的意象，割裂台北州(1920)作為整體和諧發展的可能性，成為台北市、台北縣與基隆市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。在1950-1980年代，獨厚台北市的發展，一方面作為蔣氏政權對內統治的威望象徵，如莊嚴肅穆的氛圍、高聳的建築物等；另一方面則以現代化、進步的面貌，臣服於美國式的發展模式，如中山北路一帶。
這是另一種順應世界體系的面貌，作為圍堵共黨的前線國家，威權性格的統治者必須向核心國家輸誠，於是反映在都市的空間規劃上，讓核心國家覺得你走我的發展道路。而另外一面則是，明明為開發中國家卻要擁有已開發國家的首都面貌，犧牲者就是首都之外的人民，這又再度割裂台北的發展可能。
當1980年代末期，全球化競爭體系下，許多都市取代國家扮演領導角色。裂解的台北在世界體系中，該扮演何種角色？於是，台北縣市合併、行政區劃重整等方案，成為領導人所關注的焦點。只是，裂解的過程仍持續著，這次是沿著第一級衛星都市：基隆、汐止、中永和、新莊、板橋、新莊、三重等分割，往南順著國道一號連結新竹科學園區，更大範圍地割裂台灣的地理空間。
六、崩解
台北作為一個城市、首都，應當扮演領導國家發展的角色。但這數十年來的歷史進程卻是不斷地割裂台北縣市、北台灣地區，甚至於整個台灣。割裂台北縣市之後，憑藉著強大的經濟動能吞噬了鄰近的衛星都市；隨著竹科、內科、南港科的興起，進一步藉著國道一號，吞噬沿線的主要都市；最終，台北必然裂解整個台灣。這是台北在世界體系競爭中，可能的最佳策略。那麼，台北的勝利，意味著台灣在社會、經濟與政治上的崩解。
150年前的《天津條約》，翻轉了台灣的南北軸線，將台北捲進世界體系。未來的歲月，最可能的發展是割裂、崩解台灣的南北軸線。
這是我上學期的課堂小報告，執筆時只覺得萬分沉痛，台北城的興起與不斷壯大，換來的卻是數十年來不斷割裂作為整體的台灣感情。原文的腳註已拿掉，請見諒。也許會有不少人無感或反對文中的看法，但這卻是我心中最真實的感觸。
世界體系的遺緒：台北的興起
The Legacy of World System: The Rise of Taipei
150年前，津門之屏陷落，大清國與俄、英、法、美四國分別簽訂《天津條約》(1858)。這個遠在兩千公里之外的事件，如風捲殘雲般將台灣捲入世界體系的運行中，台北或整個淡新地區的興起，都可稱為世界體系的遺緒。
一、開港
淡水、打狗為正口，雞籠、安平為子口，1862-1864的三年間，開放台灣四港為通商口岸。自此，台灣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的變遷，都捲入世界體系的運作之中。當英國領事史溫侯(Robert Swinhoe) 進入淡水一帶時發現艋舺是當時的貿易中心所在地，便擴大解釋淡水港的範圍包括淡水各河口。亦即將整個淡水河流域的河口，如艋舺、大稻埕等均納入範圍。
台北城，就是以開港為契機，結合茶、樟腦業的發展，躍升成為台灣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的中心。
二、興起
茶、糖、樟腦是晚清(1860-1895)台灣出口的大宗，是開港之後台灣對外貿易範圍擴大的結果。就台北府（1875年設立，包括宜蘭縣、基隆廳、淡水縣與新竹縣）轄區，茶、樟腦產業是促成台灣南北軸線翻轉的重要原因，茶產業的出口額從1870年的18萬海關兩，躍升至1890年代的400萬海關兩，佔當時出口總值的60%左右；樟腦業的出口總值從1%到10%浮動。
茶葉全數由淡水出口，樟腦至少有70%從淡水出口，1870年代北部貿易額只有南部的一半，1880年左右北部的貿易額已經超越南部，1890年左右是南部的兩倍。這是台灣南北對外貿易地外的逆轉，也是南北相對經濟地位的轉變。
當台北城於1884年竣工、1887年劉銘傳設巡撫衙門於台北之際，台灣地方政府歲入50%以上來自關稅，因貿易而增加的稅收，使清末台灣有建省、修鐵路、設電報等經費。
三、建城
十九世紀的淡水河擁有航運之利，早期可上溯至大嵙崁，三角湧、新莊、艋舺、大稻埕等均為河口。艋舺、大稻埕與城內（由中華路一段、忠孝西路、中山南路與愛國西路包圍的區域）等台北三市街組成的台北舊市區，掌控淡水河流域的經濟運作。更在劉銘傳於1885年建省、1891正式將台北改為省城之後，確立台北成為台灣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的中心。
此外，台北城並非僅是台北三市街的範圍，劉銘傳從國防的觀點強化西北方的淡水河口、以及東北方的基隆港防衛設施，而構築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，除了防衛的目的外，也兼負繁榮台北的任務。
以鐵路連結台灣省北路：台北府（宜蘭縣、基隆廳、淡水縣、南雅廳、新竹縣），並以基隆港為主要港口，連結世界體系的經濟運作，台北進一步成為台灣對外的經濟與政治中心。
四、轉型
台北在19世紀末期逐漸成為台灣的政經中心，這是捲入世界體系與經濟發展的結果所致；然而，從行政地位的角度而言，台北要等到1920年台灣總督府修改地方制度，以艋舺、大稻埕與城內三市街為基礎，設立台北市之後，方正式確立政治經濟中心。
從日本統治的角度而言，台灣是扮演進出南洋的重要據點；那麼，台北就是這個據點的樞紐所在，因為台北市控制淡水與基隆兩個港口，有運輸便利性、商業興盛。另外，透過行政區劃將台北市與周圍市鎮統合，透過鐵、公路連結；對外，則將台北─基隆納入與日本的國際航路，更成為中國南方與南洋航路的重要港口。 換言之，距離日本本土遙遠的台灣，統治者必然要將台灣內部空間距離壓縮，台北市就成為統治與剝削的幅湊點。最終要將台灣的地理整合成完整的空間，甚至成為日本內地的延伸。
五、裂解
當國民黨軍隊渡海接收、統治台灣後，對台北州的空間劃分，採取與日本人截然不同的方式。最主要的特徵是強化台北作為首都的意象，割裂台北州(1920)作為整體和諧發展的可能性，成為台北市、台北縣與基隆市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。在1950-1980年代，獨厚台北市的發展，一方面作為蔣氏政權對內統治的威望象徵，如莊嚴肅穆的氛圍、高聳的建築物等；另一方面則以現代化、進步的面貌，臣服於美國式的發展模式，如中山北路一帶。
這是另一種順應世界體系的面貌，作為圍堵共黨的前線國家，威權性格的統治者必須向核心國家輸誠，於是反映在都市的空間規劃上，讓核心國家覺得你走我的發展道路。而另外一面則是，明明為開發中國家卻要擁有已開發國家的首都面貌，犧牲者就是首都之外的人民，這又再度割裂台北的發展可能。
當1980年代末期，全球化競爭體系下，許多都市取代國家扮演領導角色。裂解的台北在世界體系中，該扮演何種角色？於是，台北縣市合併、行政區劃重整等方案，成為領導人所關注的焦點。只是，裂解的過程仍持續著，這次是沿著第一級衛星都市：基隆、汐止、中永和、新莊、板橋、新莊、三重等分割，往南順著國道一號連結新竹科學園區，更大範圍地割裂台灣的地理空間。
六、崩解
台北作為一個城市、首都，應當扮演領導國家發展的角色。但這數十年來的歷史進程卻是不斷地割裂台北縣市、北台灣地區，甚至於整個台灣。割裂台北縣市之後，憑藉著強大的經濟動能吞噬了鄰近的衛星都市；隨著竹科、內科、南港科的興起，進一步藉著國道一號，吞噬沿線的主要都市；最終，台北必然裂解整個台灣。這是台北在世界體系競爭中，可能的最佳策略。那麼，台北的勝利，意味著台灣在社會、經濟與政治上的崩解。
150年前的《天津條約》，翻轉了台灣的南北軸線，將台北捲進世界體系。未來的歲月，最可能的發展是割裂、崩解台灣的南北軸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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